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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丨郑茜:从“胡服骑射”到“雅歌儒服”,“远方之人”如何成为中华文化共同缔造者?

admin2022-09-16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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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新社北京9月15日电 题:从“胡服骑射”到“雅歌儒服”,“远方之人”如何成为中华文化共同缔造者?

  作者 郑茜 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

  公元前307年,赵武灵王作出了“吾欲胡服”的重大决定。但王室的非议之声随即响起,十分尖锐:“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,变古之教,易古之道,逆人之心。”

  这个指责出于“华贵夷贱”的内在逻辑,但却站在“教”与“道”的角度,占据了思想文化制高点。赵武灵王的回应是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,认为“胡服骑射”必将“利其民而厚国也”,用民生社稷的利益来为自己作辩解,着眼点是国家前途的战略大局,显示出的政治高度同样不可置疑。

  此后,赵武灵王进行声势浩大的改革,着短装、束皮带、用带钩、穿皮靴,一举建立起中原历史上第一支以骑兵为主体的军队,用赵国军威大振、国势大盛来为2300多年前的那场思想文化辩论作了一锤定音的了结。此后,历史上再未响起过对于“胡服骑射”的质疑,显示出历史现实主义的价值共识。而千年之下,“胡服骑射”的故事不断被后人重述,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在回望自身历史时一个不能不讲起的故事,成为中华文明在梳理自身发展逻辑时一段不能不书写的章节。

位于河北邯郸的胡服骑射雕像。郝群英 摄

  那么,“胡服骑射”到底隐含着怎样的中华文明内在逻辑?

  站在春秋战国的历史背景看,“胡服骑射”逆向开启了文化的开放性格局,那就是华夏对夷狄的开放,中心对边缘的接纳;它在历史现实主义的场景下激发出华夷之间的互鉴、互参、互化,引发了“华化”与“夷化”的双重变奏。

  站在中华历史的整体视野看,“胡服骑射”则塑造了中华文化内部的包容性政治文化心态,奠定了一个悠久而牢固的思想文化传统,那就是兼容并蓄、互鉴融通。

河北邯郸盟台公园的《胡服骑射》浮雕。金华 摄

  “天下”是一个不拒绝“他者”的开放体系

  “胡服骑射”六百年后,中华历史上演了一场“五胡入华”的大戏。但有意思的是,在十六国争相拥挤上场的纷乱情景背后,历史却演绎出另一条故事线,即五胡纷纷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文化转型,实现了定居农耕化,几乎毫无例外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传统,最终大部分融入了华夏。

  其中,北魏孝文帝是这一时期“以夏变夷”变革浪潮的激进引领者。他着手制礼作乐,用华夏典章重构北魏政治文化,用“黄帝裔胄”重述拓跋鲜卑的历史记忆。于是,弦歌马上、短衣骑行的北方游牧者,变成广袖飘飘、峨冠博带的儒生士大夫,演出了一曲“雅歌儒服”的史诗大剧。《洛阳伽蓝记》记录了一则有趣的故事:南朝将领陈庆之从江南出使北魏,以为一旦跨过长江,就将见到一个在“夷狄”统治下沦为一片“荒土”的文化沙漠;但走进洛阳,眼前的情景让他大为震惊,鲜卑人治理下的城市,竟然“礼仪富盛,人物殷阜”。他不由得感叹:“始知衣冠士族,并在中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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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北魏拓跋鲜卑族”发展史文物展。黄政伟 摄

  这样,“雅歌儒服”就让我们看到了一场跟“胡服骑射”方向相反的文化大开放,这是“夷狄”对于华夏的主动投入,是华夏对于“夷狄”的强大引力。而这种引力并非偶然,它源自于华夏文化的一种内生特质,可远溯西周形成的“天下主义”观念。在儒家看来,华夏居中、四夷相环的五方格局,构成了一个共同的“天下”;在“天下”之中,华夷之别的界限并非由血缘、世系、族类来划定,而是决定于是否认同和实践中华文化。

  所以,“天下”是一个开放的体系,它不拒绝“他者”。许倬云先生说过,在中国文化之中,“没有绝对的‘他者’,只有相对的‘我者’”。正如那些突入长城的鲜卑人,在成为“衣冠士族”后,他们充满自信地宣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继承者,毫不怀疑地将自己的王朝列入中华序列。所以,“天下”就像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同心圆,从边缘进入中心的道路敞开无碍。这样,“天下主义”观念就铸造出了华夏面对四夷的无限开放性和无穷吸引力。正是因此,在中华历史进程中,周边民族融入华夏的频密度难以精确计算。

  “胡服骑射”和“雅歌儒服”中的双向式隐喻

  这样,我们就从“胡服骑服”和“雅歌儒服”之中,看到二者共同构成的中华文化双向式开放格局——自内向外的开放与自外向内的接纳。这就像是一个互化相生的太极,拥有将各个文化端点摩荡相激、融鉴相生的强大机制,它使文化的内部始终郁郁生动,生机勃勃;使文化的外向始终吐纳自新,海纳百川。

  中华文明没有外向的扩张性和侵略性,为何却能在内聚式、内向性的发展中,始终保持自身血脉畅通,没有陷入文化运行的阻滞和静止?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基因,就藏在“胡服骑射”与“雅歌儒服”的经典叙事中。

  中华历史历经数度南北对峙和分裂,为何却总能再度聚合,一次次重新走向更高水平的统一与更紧密的结合?这样一个神奇的历史密码,也藏在“胡服骑射”和“雅歌儒服”中的双向式隐喻中。

  正如魏晋南北朝所展现出的大结局——在分裂的岔路口徘徊300年后,中华历史最终愈合了分裂的创口,再造了隋唐更加强大的统一,扩展了文明更加丰富的内涵。而那些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,则成为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环。它没有因为不同民族成为统治者而割断传统,而是让远方之人纷纷变成了中华文化的共同缔造者和共同所有者。

游客在河南洛阳隋唐洛阳城历史文化公园观看表演。黄政伟 摄

  流贯古今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光谱色系

  中华历史奠定的往复流注的文化交融机制,促发了历史上频繁浩大的民族交往交流。费孝通先生曾经深感用“一地一族”难以解释中国民族的诸多现象,为突破这一长期的理论困境,他提出了“民族走廊”的学术概念。观察这些走廊的人文地理,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流贯古今的、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光谱色系。

  比如,在过去数千年时光里,游牧的氐羌从西北出发,一路南迁;躬耕稻作的百越从东南而来,向西移行;种植旱地的三苗从中南、云贵移动,逶迤西来。他们在藏彝走廊上相遇,几种文化在狭长的西南高山狭谷地带浩荡汹涌地碰撞交流。仅就衣饰而言,制皮赶毡原是氐羌发明的,棉麻织锦本是百越拥有的,挑花刺绣则是三苗精通的。而千百年之后,曾经游牧的羌人变成了最好的刺绣专家,羌绣现在成为国家级非遗;曾经斑衣彩裙的苗人学会了用披毡抵御高原风寒,大花苗的羊毛披毡上织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。作为百越后代的侗族所佩戴的冠状银饰,以及密裥碎折的百褶裙饰,则与苗族高度相似,三苗与百越的后裔到底是谁影响了谁?尤其是,从西北高原迁徙而来的游牧人后裔哈尼族,在与种田的百越相遇后,竟然用1000多年工夫把自己变成最有耐心的农民,将整个哀牢山半山腰精雕细琢成“哈尼梯田”,这个举世无双的农业奇观成为令全体中华民族骄傲的世界文化遗产。

哈尼梯田。刘冉阳 摄

  “胡服骑射”与“雅歌儒服”的双向叙事,交织出中华文明的独特历史逻辑:开放共享,交流互鉴,美美与共,亘久坚固。(完)

  作者简介:

  郑茜,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。近年来主持“‘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’实物表征体系研究”“民族文物价值体系建构研究”等课题,提出“中国博物馆人类学”学科建设构想并构建研究平台,引进并主编“博物馆人类学经典译丛”;始创“中国民族志电影双年展”与“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双年展”系列工程;牵头策划组织《何以中华——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》《传统@现代》等精品展览;出版《中国民族与宗教》《边缘叙事》等专著。

【编辑:王禹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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